4.南北朝至唐，法之理涵义在法律范畴的普遍适用。

(一)法理概念的认知路径——从法理学到法理近现代汉语对法理一词的使用，除从古代法理概念承继的语义之外，以法学学科中的法理为使用量最高的新义项。新中国成立后，法理概念一度受到苏联法学模式的浸染，淡化理论法学的作用，对法理学的研究稍有停滞。

不同的是启动权力的触发机括的性质，执法权是主动的，而司法权是被动的。这两条史料中法理的涵义为司法机关、司法活动、司法技能。[58]P36社会学法学派代表人物庞德认为：在我们的法律中记录着为理性所发展的经验和被经验考验过的理性这样一种教导传统。[47]将因司法适用而生的法律渊源，重新交还给司法。法理一词不同于一般名词，其词素法与理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传达了古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第四种，这个术语通常意味着是一种制定规范的机构，从这个机构里形成的规则、原则或者概念，并通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判决赋予它们一种权威性。它以捍卫法律和法律机构的自治性为己任，同时型塑了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治。

上述列举式的分类难免挂一漏万，无法穷尽道德压力的所有类型。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法律和司法将迈入回应型的新阶段。五、结论现代司法承担着裁判纠纷和社会治理的双重职责。二、道德回应型司法的兴起及法理逻辑从系统论视角来看，法律系统与道德系统会发生双向、复杂的互动关系。

这里的案例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以及普通的个案。一般而言，美德不宜被普遍化为一般性义务，而只适宜以权利引导或倡导的方式，以其指引人们的行为。

然而，该案的判决说理存在瑕疵，以创设北雁这一姓氏违反社会道德为由，认定其违背公序良俗，犯了倒果为因、循环论证的错误。道德回应型司法的建构需要一个过程，借用美国学者塞尔兹尼克关于法律变迁三种模式的理论来看，法律经历了从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最后再到回应型法的发展阶段，相应地，每一种法观念所对应的司法自然会呈现出压制型、自治型和回应型的特色。应坚持法治原则，协调好司法的被动性和回应性之间的关系，使道德回应型司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在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矛盾集中体现为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需求与司法公正实现不平衡之间的紧张关系。

人们对司法的理想期待是，它能够精确地瞄准社会关切点，有针对性且有效地回应人们的道德关注和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基本上是从属于政治的，主要强调政治话语的合法性，法律规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规则的评价标准是政治正确。很多法律问题被转化为政治问题，并通过政治化的司法手段加以解决。与之相比，个体法官对道德问题的回应虽然具有个案性，但其回应方式较为灵活，在个案中具有较大的裁量和活动空间。

社会舆论纷纷指向柳某见危不救的背德行为，认为其违背了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应对其行为给予法律上的消极评价，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在网络和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公众舆论或民意的形成速度十分快，形成方式非常便捷，产生的影响特别广泛。

司法对道德的回应，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息诉服判，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在接受判决的同时，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柳某看到后，并未施救。

法官无论是采纳道德修辞，还是进行理性论证和说理，最终都是为了让裁判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当下，最高人民法院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释法说理的重要标准。（一）中国司法回应社会道德关切的特色在讨论司法回应道德问题时，既指向作为机构的法院组织，也指向扮演裁判角色的个体法官。法院只需面对和回应那些急迫、合理的道德关切。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发生了一系列道德关涉程度较高的争议。他利用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听众会以实质性的方式影响法官的选择。

其三，过度回应道德关切，消解法治，侵损权利。法律不再单纯地局限于书本之法或教义性规则，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起到具体作用的行动规则。

在一些场合，它还有一定的修辞效果。前者也被称为正向的道德压力，其要求法官考量某些道德因素或尊重某些道德诉求，按照道德所指示的方向裁判。

当其遭遇变幻万千、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时，便会催生道德争议，于此情形下，法律适用活动本身不可避免地要运用道德评价来回应道德争议。司法虽然可以积极介入某些道德问题，但司法的运作仍要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得任意逾越必要的边界。

面对道德引起的紧张情势或争议，司法回应表现出后果主义特性。依照菲尼斯的观点，这种基本形式的人类善包括生命、知识、游憩、审美体验、社交、实践合理性、宗教等。但是，哪些道德诉求是正当、合理的？这需要法官结合个案情境和社会情势作出具体判断。比较清楚的是，与之相适宜的司法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色彩。

法官的常规职责是适用法律，但这种法律适用活动有时候会与道德发生紧张关系。而对于道德分歧严重、尚难形成定论的争议，比如代孕、单身女性冻卵、同性婚姻等问题，暂不宜形成普遍的司法指导规则，甚至不便通过发布司法政策来作出调整。

人民法院要善于根据具体案件，从司法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政策导向等多角度出发，认真进行价值判断，准确适用法律，力争达到最佳办案效果。四川崇州发生过一起见死不救案：詹某与柳某约定到某一河堤钓鱼。

其次，中国司法具有人民性。克秘科认为，司法能动包括五方面内容：推翻其它部门有争议的宪法性行为。

比如，这种司法较为机械，灵活性差，在遭遇疑难案件时，往往难以得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照此逻辑，法官首先关注的不是法律作出了何种规定，提供了何种解决方案，而是围绕所争议的道德问题，评估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沿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得出让人们在道德情感上接受的判决。在对话的过程中，司法要考虑到不同受众的不同感受和需求，通过与不同类型的听众进行直接或间接对话，回应热点、疑难、重大问题所催生的道德关注和争议。人民法院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从司法解释的治理，到司法政策的治理，再到基于案例的治理的治理模式转变。

有些问题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亟待法律和司法作出一定回应。  进入专题： 道德关切 司法回应 。

将道德作为裁判说理的重要辅助，有助于让人们在道德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达到消解道德压力的效果。正是因为这些基本善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因此，其容易被人们当作一种重要的道德诉求加以主张。

同时，在以案例制度回应道德问题时，应尽可能选择典型的案例，并且说理要充分、正确。以道德压力来源的主体的多寡，可区分出群体性民意道德压力和个体性道德压力。